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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亂，對朝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在財政益難的情況下，朝廷實行兩稅法，由古代的舍地稅人向舍人地方向。人丁，不再征稅的衡量標準，資產才是，故極大罪了權貴。

    廷財政困難，從富人權貴身上弄錢的想法非常迫切，後還是執行了下去。

    兩稅法的推，造就了商業日益繁榮，商業方麵的稅種逐增多，不再是史之亂前那種可有可無的狀態了。

    商業的繁榮，帶來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比如今日前來興道坊府的富商大賈，都是坐裝考究的馬車來，而且遍身羅綺，仆從如雲。

    商人亦可做官，國朝不少官員本就商人出身。

    時人對經商之慕也溢於言表，商事詩多得數不勝數。人也收受商人錢財，在題壁詩中加入商業元素，其實就是打廣告。

    拓跋思敬已來長安日。

    他現在是一個標準的商人，從綏州販賣牲畜來關中。

    靈夏一頭羯羊二百多，關中有的地方四百餘錢，有百錢，安至高，這就存在了巨大的牟利空間。雖然不像有的商品動輒幾倍、十倍利，但羊的需求量大，走東西，哪怕不到一倍利，是值得做的。

    關這百餘年來，算是承平的了。偶幾次戰，也是局部的，且很快就平定。最嚴巢亂，也沒有波到京兆府北、西部，了七八年時間的休養生息，百姓又過了氣來，生活走上了正軌。

    拓跋思敬做的不是這種小生意，那樣太零碎，他搞的是長安城的大生意。

    朝有製：親王以下，二品官，每月發的俸祿麵，不算其他米麵油醋酒果子之類，光肉食就有二十、豬六十、魚二十頭；三品是十二頭，四品每個月供九頭羊。

    南衙司逾萬官員及以上雖然不算很多，但你還得算上職，加起來也不是什小數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