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陳慶正途經太原，他是前往大同府巡視防禦，順便視察太原，陪同陳慶訪問官員是河東兵馬使、都統製牛皋、以及太原知府曹德。

    曹德原本是演武堂教諭，也就是軍校校長，因為原太原知府兼河東路尚書行台長史張純孝重病纏身，辭官回鄉後，陳慶便任命曹德出任太原知府。

    曹德是大宋開國元勳曹彬的後人，在仁宗年間曹家又因為曹皇後的緣故，成為大宋重要的外戚，在大宋威望很高，不過南宋建立後，這些從前的外戚並不受新天子趙構的重視。

    曹德是曹家嫡子，原本是劉光世手下重要將領，劉光世在淮北幾次慘敗，他有韋太後庇護，沒有被追責，追責的板子最後卻打在曹德身上，從統製官降為統領，並剝奪了他的爵位。

    曹德深感不公，一怒之下前往京兆投靠了陳慶，得到陳慶的重用，先後出任蘭州兵馬使、涼州製置使，後來又轉為文官，籌建並出任演武堂教諭，這次陳慶更是提升他為太原知府兼河東路轉運使，並封其為高平郡公，這雖然是一種籠絡，但更多卻是對他的信任。

    至於河東路尚書行台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處於被取消的狀態，尚書行台原本是距離統治中心太遠，交通和通訊不便，而采取的一種臨時性行政措施，為內政堂的外派機構，內政堂先後在四川路、河東路、荊湖南路、河南路以及靈夏路設立了尚書行台。

    但隨著京兆執政能力不斷加強，政務、財稅、監察等控製能力越來越強大，行台尚書也漸漸要被取消了，率先取消的是靈夏路尚書行台，那隻需要設立靈州府和夏州府就足夠了，不需要再多一層尚書行台。

    其次就是河東路，河東路距離京兆也比較近，甚至《京報》也開始在河東路發行，隻比京兆晚兩天，河東府距離京兆甚至比距離太原還要近。

    所以當內政堂的政令隻需兩天就能送到河東路之時，取消河東路尚書行台就勢在必行了。

    但河東路尚書行台取消需要一個契機，張純孝的病退就是這樣一個契機，內政堂沒有任命新的尚書行台長史，副使韓嶠也調去出任漢中知府，其他監察、財稅、轉運都隸屬於京兆各署，河東路尚書行台也就徒有其名。

    有點扯遠了，轉回來。

    陳慶來到縣城東城門旁的一戶人家，這是一戶北歸人，北歸人是太原本地人和官府的一種稱呼，就是指金國釋放回來的被擄漢人，很多是外戚、官員、侍衛、宮女、工匠等等，因為當時河南路還在金國手中，而釋放之地正好在太原府，加上太原城人口不足，所以陳慶便將金國釋放的被擄之人安置在太原城內。

    陳慶視察的這戶人家姓張，男主人是禮部郎中張郜的兒子，叫做張純，他被擄去金國時隻有十幾歲，父母都因為無法適應遼東嚴寒天氣，在五國城呆了幾年便就去世了。

    張純也在二十歲那年娶了一名孤身的宮女為妻，兩人相依為命，生下一個兒子，叫做張思南。

    在川陝宣撫使司和金國達成交換協議後，五萬餘名幸存的漢人被釋放回大宋，張純一家也在其中，陳慶特別關照這些被釋放的漢人，責令太原府解決他們的居住和生活問題。

    張純一家便分到了這座占地半畝的小院，每月得到一貫錢的補足，還得到三張羊皮。

    很快，張純便在縣學堂找到一份教書先生的職務，一個月掙三貫錢，他妻子針線活不錯，也接了一些縫製軍鞋軍襪的活計，每月也能掙一貫三百文錢，家雖然談不上富裕，一家人也能其樂融融生活下去了，

    陳慶的到來讓張純有點手足無措，好在親兵護衛和大群官員都在外麵，陳慶隻有牛皋和曹德陪同，他們也不進屋，就坐在院子。

    陳慶打量一下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幹淨，一處角落搭著葡萄架，葡萄藤爬了架子，下麵是一副石桌和石凳，張純不愧是文人子弟，骨子還透著文雅之氣。

    張純見陳慶對石桌感興趣，不好意思笑道：“這是小人從舊物市場買來的，隻花了五十文錢，加上雇車三十文，一共花了八十文錢，估計是哪個大戶人家的，金兵也不要這種東西，最後被人搬回家，又拿出來換點小錢。”

    陳慶點點頭，在一張石凳上坐下，張純的妻子李氏送來熱茶，陳慶看了看茶具，居然是汝窯，可惜不是官窯，隻是民窯，但也很不錯了。

    “這茶具也是從舊貨市場淘的？”陳慶笑問道。

    “正是！這套茶具隻花了八十文，和石桌石凳一起買的，賣家不識貨，居然不知道這是汝窯精品，開價一百文，我還價八十文賣給我，雖然它不是官窯，但民窯精品和官窯差不了多少，據說燒窯的工匠都是同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