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物價闖關。

    當時我們施行的是雙軌製，具體不贅述了，這個製度直接催生出一大批官倒，據說全國有2萬多家官方背景的公司，不做經營，專門當倒爺。

    而且分等級，有句順口溜：一等官倒搞批文、二等官倒搞材料、三等官倒搞彩電、四等官倒搞一些小家電。

    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從1985至1987年，物價連續上漲8.8%、6%和7.3%。雙軌製除了讓倒爺賺了大錢之外，群眾不滿意，國企不滿意，良性的自由市場沒建立起來……國家就得考慮如何改革。

    這時，有個叫弗德曼的專家來到了中國。這哥們最有名的操作，就是休克療法，也不贅述了。

    他開出一劑藥方，說：長痛不如短痛！放開價格管製，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最後時刻。在最初的幾天，人們可能會感到痛苦，但很快會發現價格並不一定會輪番上漲。

    按照弗德曼的估算，隻會造成三個月的混亂，三個月之後就會一馬平川。

    而國家也進行了一些調研，研究之後決定價格闖關。

    先從上海開始，引起了一些恐慌和爭議，但總體還算平穩。進入夏天，就呈現出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開始瘋狂搶購。老百姓見東西就買，不管有用沒用的，為了搶毛線在街上大打出手，一些教師因為物價飛漲無法維持生計，公開在校園擺攤……

    後來薑昆有個相聲《著急》，做過一些淺顯的表達，就是那個：“聽說過兩天副食品要漲價啦！”

    見此情形，國家在8月末發布通知：暫停物價改革方

    案，治理環境、整頓秩序。

    多的不說了，隻能說在80-90年代，我們經曆了很多坎坷困難，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最終都挺過來了……

    八月的威尼斯正是盛夏，在一個本就不大的地方，全是小巷子，全是人，又曬又擠，還全是水，水還有點臭……可以想象一下這種感覺。

    歐洲三大，柏林太冷、威尼斯太熱，隻有五月份的戛納正好。

    《紅高粱》 《最後的貴族》抵達的時候，正值國內價格闖關的最高潮。

    不過他們沒啥感覺，這年頭文藝界地位很高的。兩個劇組各派一支代表團，共計30多人，由電影局的官員統一領導。

    吳天明、黃建新、薑聞、史可、謝晉、濮存昕、潘虹等等，全部亮相。

    黃建新這個人很特殊，他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係，分到了西影廠做編輯，從出身上就與張藝某、陳楷歌等第五代不同。

    作品也不一樣，比如《黑炮事件》 《背靠背臉對臉》 《站直囉別趴下》 《求求你，表揚我》，他喜歡城市現實題材，不像第五代老拍封建、鄉土。

    黃建新與韓三平關係非常好，曾在中影集團任職，幫助新人，監製了大量影片，自己就沒怎執導了。不過他與韓三平合作，聯手拍過《建國大業》等幾部新時代主旋律。

    《黑炮事件》雖然被陳奇抄來給張俊釗了，但有才華就是有才華，黃建新仍然冒了頭，成為西影廠骨幹。

    陳奇挺喜歡黃建新的，這次沒來威尼斯，不然得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