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道：“說此鐵塔的曆史，可追溯至北齊天保十年（即公元559年），一位無名僧人於開封城東北的夷山找到了理想的‘阿蘭若’。‘阿蘭若’在天竺語中的意思是‘空閑的幽地’。這位於史料中無從查找其真實姓名的僧人，大約是在遠離塵囂的野外隨便搭建了一處避雨遮陽的茅草屋，躲開凡塵的幹擾，專注於打坐念佛。他給自己的“阿蘭若”起了一個儒雅的名號———獨居寺。

    獨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經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後來地位顯赫。獨居寺香火延續170年後，獨居寺迎來了一個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認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漢武帝去泰山封禪。從泰山返回路經汴州時，唐玄宗一行停下來稍作歇息。歇息之時，唐玄宗漫不經心地在附近閑遊，一腳邁入了獨居寺。可能是對獨居寺過於寒酸的狀況比較同情吧，玄宗下詔重修該寺。為紀念東巡泰山封禪的活動，唐玄宗又將獨居寺賜名為“封禪寺”。從此，夷山獨居寺那份清靜，被皇家之氣生生奪了去。

    本朝初立之際，封禪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顧。太祖皇帝與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榮對待佛教的態度不同。周世宗柴榮在顯德二年實行“限佛”政策，削減了後周境內三萬餘座寺院，迫使陸萬僧尼還俗。故而周一世宗在佛教史上落了一個“惡人”的名聲，與另外三個“毀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並稱“三武一宗”。世宗抑製佛教主要是為了發展經濟，增強國家實力。世宗是五代十國五十餘位帝王中最不糊塗的一位，他在位不過五六年，卻給我宋王朝留下了一個不錯的家底。

    太祖登位後，將恩主七歲的兒子柴宗訓送到後周國寺天清寺內小住。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為天清寺塔。天清寺於周世宗顯德二年中創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節’，故其寺亦曰‘天清’。天清節，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將其生日定為某某節這種做法，始於唐而盛於我宋。顯德二年正是柴榮發布命令抑製佛教之時，但他竟容許開封城內的天清寺大興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趕巧’在柴榮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個向皇帝討好的‘獻禮工事’。

    本朝太祖倒是重視佛教，不過，也許是因為天清寺與恩主關係密切，在開封城中諸多的寺院中，太祖獨獨冷落了天清寺。雖冷落了天清寺，但對封禪寺卻很關照。公開寶三年，太祖下詔，改封禪寺為開寶寺。用自家年號給封禪寺命名，可見太祖對這座寺院的重視。下令，直接從國庫撥出款項，在開寶寺重建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其規模遠比現在所見為大。”

    杜發驚道：“眼下開寶寺規模已頗巨，那可想而知之當時之大。”司馬光點了點頭道：“彼時耗資巨大，幾將國庫掏空。”傻根道：“從百姓的眼中看來，此舉無疑浪費。多少僧尼占用土地卻不事生產，周世宗柴王禁佛，出發點是好，隻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免偏頗，落下罵名，其實依我之見，佛尼宜限宜疏不宜堵，更不宜禁，必竟神佛之道於大眾中廣泛流傳，民間有此需要及基礎，豈是一禁可以杜絕？”

    司馬光豎起手指頭讚道：“小兄弟能有此見地，實屬不易。”頓了一頓又道：

    “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個好名聲。早在建隆元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詔說：‘諸路州府寺院，經顯德二年停廢者勿複置，當廢未毀者存之。’這就是說，他下令停止了前朝世宗抑製佛教發展的做法。太祖對佛教的重視程度從以下兩件事就可以看出來：滄州僧人道圓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親自接見道圓不說，還贈以紫色袈裟和金幣；又過兩年，一百伍十柒名僧人集體請求出遊西域，太祖又是給以鼓勵又是送盤纏（每人銅錢萬）。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過度，反誤了朝廷大事。隻有太祖的老弟光義太親比別人認識深，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太宗對宰相趙普說：‘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好一個厲害的太宗，如此政治嗅覺，如此看人眼力，豈有不接大宋皇位之理？繼太祖削平荊湖、南漢、南唐之後，太宗又平定了吳越和北漢，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統天下的大業。

    吳越亡國後，其財物也被任意掠奪。我宋王朝從吳越國掠奪來的財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開封鐵塔的出現，就和這舍利有關。

    後周的皇帝柴榮不喜佛，同時期的吳越國王卻崇信佛教。當時吳越國境內的寧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內安奉著佛祖舍利，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吳越國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過來放到杭州的羅漢寺供奉。

    我大宋皇室趙氏君臨天下後，吳越國國號雖存，而實則已非獨立之國。吳越王錢俶‘王不王，臣不臣’，對我宋非常恭謹。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即公元978年），錢俶再度到東京朝拜，遂被留居。錢俶一看形勢不對，立即自動向太宗光義上表，表示願意把吳越國的土地獻給大宋。吳越國將吏聽說這個消息後，無不痛哭。宋太宗趙光義動用了壹仟秀壹拾線艘船，把錢俶的親屬、官吏及吳越之地的財物悉數征入京城。在這次行動中，一位名叫趙鎔的我宋王朝供奉官任務特殊，他受趙太呆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羅漢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達東京後，宋太宗起初將其供奉在紫禁城內的滋福殿中。

    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決定在開寶寺福勝院內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這樣，開封鐵塔之母體：福勝塔便自此與世人見麵。”

    傻根和杜發聽了他的一席話，對鐵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麵認識，原來開寶寺因佛而興，開寶寺塔因佛而建。司馬光眼望東南麵的大宋皇宮，臉色嚴肅，沉寂片刻，又道：“麵對汴梁城內最輝煌、最高的塔，為何眾文人學士都無動於衷？這種情形與唐代文人對於龍門石窟的態度十分相似，龍門石窟是完成於唐代的傑作，但是唐代詩人沒有一個寫過關於龍門石窟的詩，這是因為文人群體認為它是一個勞民傷財的東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為，他們便也不好說代，隻以沉默應對。”

    過了良久，傻根道：“司馬先生，本朝文人於憂國憂民的立場出發，認為鐵塔是一座過度奢華又沒有實際用途的建築，白白浪費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馬光沒有出聲應答，杜發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騷客不敢隨便意論，因此便作視而不見以待之。”

    司馬光道：“建設此塔，是否勞民傷財之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認的是，崇佛思想、行為對國家經濟發展及國防建設，絕對是有害無利。多少僧尼，成長時占用國家、社會資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後卻整天打坐念佛，勸人無為，不事生產沒有回饋社會國家倒也罷了，反去勸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幹活的人、保家衛國、發展經濟的人無形中減少，信佛尊佛，已變當下社會沉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