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若飛閉起眼睛，仔細聆聽著龔培元所念的有關他的資料。

    “彭若飛，曾用名彭康亮，湖北武漢人氏，光緒十六年生人，妻子薛瑩梅，江蘇蘇州人氏，育有一子，幼年曾在私塾受教，後就讀於武漢育人中學，現為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家住上海公關馬路裕興45號。**上海黨組成員，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區委負責人之一。”

    彭若飛表麵上看起來心靜如水，但其實腦子卻在不斷翻騰，龔培元所念的這些資料聽上去很詳細，但並不完整，而且有誤：

    彭康亮確實是他父親給他取的名，但後來上中學後他還使用過彭毅的名字，去保定軍校時用的是彭崢嶸這個名字，這些名字卻沒出現在他的個人資料，而且資料隻有他在武漢育人中學的求學經曆，而沒有他在保定軍校和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求學記載，可見對他的了解並不深，育有一子，那說明提供信息的人並不清楚雲鳳的存在。

    彭若飛當然清楚當初組織遭受重創，一定是組織內部出現了叛徒所致，而龔培元所掌握的這些關於他的信息也一定是這個叛徒所提供的，但當時情況如此危急和混亂，他根本無暇去查明是誰出賣了組織，但現在也許可以一窺端倪。

    彭若飛記得他曾經填寫過兩次個人履曆表，一次是在震旦大學入職時填寫的，另一次是在入黨時所填寫的。入職在先，入黨在後，入職時所填寫的履曆表比較簡單，而入黨時所填寫的履曆表則比較詳細。他是二十六歲時去震旦大學曆史係任教，當時雲麟才剛出生不久，他三十二歲時入了黨，當時雲麟七歲，雲鳳三歲，所以這份資料的提供者應該是跟他的關係並不密切的人，否則肯定會知道他有一兒一女這回事。而目前對他家庭情況了解得很清楚的人範圍並不大，他平日很少與大學同事談論家庭狀況，所以他的大學同事也未必了解他家的具體情況。而在黨內對他的家庭情況了如指掌的，除了他的聯絡員郭子超，就是他的下線金翊軒，還有就是他的上級領導。現在看來，這些人都可以排除了。

    而知道他妻子叫薛瑩梅的人也寥寥無幾，大多跟薛瑩梅有接觸的人一般稱她嫂子，彭嫂，或是麟兒媽，鳳兒媽，薛瑩梅祖籍江蘇蘇州，但一直生活在上海，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連周圍的鄰居都不清楚瑩梅是蘇州人氏。雖然妻子在小學教過幾年書，但後來因為工作需要，便辭職回家當了家庭主婦，給彭若飛當秘書，因而能連名帶姓知道薛瑩梅的姓名和籍貫的，隻能從他所書寫的履曆表上才可獲知。

    彭若飛分析著，目前最大的可能是敵人從震旦大學的檔案室獲取了他的履曆表，當然當時他的這張履曆表填寫得並不完整，而且是多年之前所填，而當時他將保定軍校和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求學經曆都刻意隱瞞了，隻填寫了中學的求學經曆。

    當時震旦大學的校長還認為他學曆低，不想錄用他，但聽了他的一番對於曆史人物的分析和評價之後，破格錄用。其實彭若飛家學淵源，祖父和父親都曾經是前朝翰林院的編修，他在這種環境下耳濡目染，自然曆史知識極為豐富，並不亞於那些曆史係的教授，隻是當時他入職時，家中父母均已亡故，所以履曆表上沒有填寫父母情況。而當時雲鳳還沒有出生，當然履曆表上沒有記載。但他在入黨時所填寫的履曆表時，雲鳳已經三歲了，所以在入黨履曆表上，他將自己的父母，妻兒的家庭情況都向組織一一坦陳。

    因而龔培元所得知的信息也就顯得錯漏百出了，但是他奇怪的是龔培元所念的家庭住址卻是很吻合的，當時他們正是在裕興45號開會，接到郭子超送來的消息後，大家才各奔東西。但他記得在震旦大學的履曆表上他所寫的住址是豫園路39號，這些年他們搬了好幾次家，裕興45號才不過住了兩年而已。

    而他的公開身份知道的人也就局限於當日在他家開會的十二個人，以及郭子超，金翊軒和一些上級領導。所以彭若飛推斷這個叛徒應該是在這十二人中間，這人知道開會的地點，也就清楚他家的住址，但這人跟他們關係又並不十分熱絡，所以不知道在弄堂望風的雲麟和雲鳳就是他的子女，此人叛變後，敵人便從震旦大學檔案室獲取了他的信息。

    但叛徒到底是這十二個人之中的哪一個呢？彭若飛在腦海把這些人一一進行排查。

    龔培元念完了彭若飛的基本資料後，許久不見彭若飛有反應，開始沉不住氣了，把資料往桌上用力一拍：“彭若飛，你聽清楚了沒有？裝聾作啞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