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隨後的十多天，許望秋一直記掛著婉容故居的事。等到臘月二十五，他回到蓉城後，並沒有急著回家，而是背著包到到秀影廠找許望川。

    隻是走到勞動服務公司門口，許望秋就聽到許望川在辦公室像獅子般咆哮，那感覺簡直像要吃人似的。他側耳聽了聽，沒聽出個所以然來，便邁步走進去。

    房間除了許望川還有四個人，有男有女，都是勞動服務公司的員工。許望川正指著那四個員工破口大罵，而那四個員工都低頭不語，就像做錯了事的孩子。

    許望秋心想幾個月不見，大哥氣場見漲啊，都有老板派頭了，笑著調侃道：“許老板，怎生這大的氣，到底出什事了”

    許望川看到許望秋進來，陰雲密布的臉瞬間變成陽光燦爛，驚喜地道：“望秋，你回來了”他見許望秋手的行李，知道他還沒有回家，就道：“你吃飯沒有要是沒吃飯的話，我們進城去吃。”

    “在火車上吃了盒飯的，現在不餓。”許望秋看了看那四個挨訓的員工，好奇地問道，“到底出什事了怎感覺你好像氣得夠嗆。”

    許望川揮揮手把四個員工趕走，把辦公室們關上，隨後把事情經過講了出來。

    勞動服務公司組織“走進新時代”音樂會在全國巡回演出，反響特別好，賺了很多錢。許望川覺得大家辛苦了一年，應該發點過年錢，讓大家好好過個年，就給勞動服務公司的員工每人發了200塊。許望秋曾經對他說過，承包之後不要太張揚，否則會引發“紅眼病”。許望川在發獎金的時候也叮囑勞動服務公司的人不要張揚，大家悄悄把錢拿回去就行了。

    秀影廠工作人員平均工資差不多在50塊左右，200塊相當於四個月工資。勞動服務公司的員工拿到了200元的獎金自然笑得合不攏嘴，很多人把許望川的話拋到了腦後，在廠瑟。秀影廠職工一聽勞動服務公司發了200塊，而自己一分沒有，頓時炸鍋了。

    勞動服務公司屬於是秀影廠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搞的，屬於廠辦大集體，跟秀影廠的正式職工是沒法比的。但現在現在勞動服務公司發了200塊的獎金，而自己一分錢獎金沒有，秀影廠職工自然難以接受，不少人找到廠領導要求發獎金，甚至有人給廠紀委，以及省文化廳寫信，說勞動服務公司搞腐敗，有嚴重經濟問題。

    秀影廠領導對此特別奈，去年秀影廠的利潤隻有幾十萬，但今年由於中影公司開始按拷貝對電影進行結算，秀影廠上交國家後的利潤留成有500多萬。按道理而言，廠今年賺了這錢，應該給大家發點錢，讓大家過個好年，但秀影廠沒有發獎金的權利。

    現在國企是計劃經濟，一切都是按計劃來的，單位沒有資格發獎金。要等到八十年代初，國家在企業中逐步推行利改稅，才允許企業實行包括獎金在內的浮動工資製。電影廠推行獎金製應該是在1984年，也就是說要等到1984年，秀影廠才有資格發獎金。現在就算秀影廠在有錢，也不能發獎金，因為這是國家的錢，不允許亂發。

    勞動服務公司不屬於國企，是秀影廠下屬的集體企業，現在又被許望川他們承包，發不發獎金，發多少獎金，國家不會幹涉。勞動服務公司發獎金完全是合法，不存在任何問題。隻是勞動服務公司發了獎金，如果秀影廠不發的話，秀影廠職工肯定不幹，肯定會鬧。秀影廠最終決定從30萬承包費拿一部分出來，按照工資等級，給廠全體職工都發放獎金。

    按道理來說，這事應該到此為止，大家都拿到了獎金，應該是皆大歡喜才對。許望川萬萬沒想到在發完獎金後告狀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多了。他拿告狀的人沒辦法，也不知道是誰告的狀，唯一能做的就把幾個拿到獎金後到廠顯擺的員工叫到辦公室臭罵。

    講完事情的經過，許望川滿臉鬱悶地道：“他們非但不感謝我，反而寫告狀信告我，你說這叫怎事啊現在我徹底明白你為什不讓我給勞動服務公司的人開高工資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給勞動服務公司的員工發高工資，恐怕告狀信早就寄到省了。”

    許望秋知道這樣的是太正常，不要說普通企業，就連中科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免俗。1980年中科院科學家陳春先到美國訪問，被矽穀科技企業的蓬勃生命力所震驚。回國之後，他向上級建議中國應該搞自己的矽穀。隨後，他跟幾個朋友利用業餘時間搞了個服務部。在創業第一年，服務部有了兩萬多元的收入，於是陳春先給大家每人每月發了15元獎金，並規定每人每月有7元的津貼。這事在中科院濺起軒然大波，告狀信如雪片般飛向上級部門。

    中科院的科學家尚且如此，其他單位自然不用說，幾乎每個單位都有這種人。他們看到別人比自己會賺錢，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心就不舒服，就開始在背後說人壞話，向領導打小報告，甚至是無中生有，不把你搞臭搞倒，他就不肯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