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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作家素素說，是一種“被隔在了外麵、一直想加入卻一直也加入不進來的感覺。”

    “長城對東北人來說，不是一道風景，而是一堵牆。”素素認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隻有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長城外麵是關外，是異族，甚至連文獻古籍都不肯多提一句。

    考古學家李濟是清醒的，他在生前留下了一句話：“2000年來的中國史學家，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我們要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老家”的氣息首先從內蒙古赤峰市郊那片紅褐色的山巒間彌漫開來，被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嗅到了，借著在喀喇沁王府當家教的機會，他優哉遊哉地做起了田野考察，並於1914年發表了《東蒙的原始居民》,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西遼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信息。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紅山文化的發展高度缺乏充分的估計，以至於遺址周邊不斷出現精美玉器，它們卻一直被認為是商周甚至是漢代文物。直到1984年8月4日，考古學家發掘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塚4號墓，發現該墓主人頭下枕著一件馬蹄形玉器，胸部放置一對玉豬龍，人們這才相信，如此精美的玉器，是5000多年前紅山人的傑作。

    再看牛河梁，是何等的氣魄——方圓50平方公範圍內，女神廟位於主梁山頂，祭壇、積石塚、大平台、金字塔等20多處建築次第排開，分布在中軸線兩側大小山頭，隨山就勢，錯落有致，一呼百應。

    專家驚呼：牛河梁壇、廟、塚的格局，處處體現著中國傳統建築沿中軸線布局、天圓地方、東西對稱的理念，非常像天壇、太廟與明十三陵。

    相比天壇，素素更中意牛河梁的大氣：“它高居河川與山口的梁頂，俯瞰大淩河開闊的河道。對天對地對萬物，那是何等莊嚴何等痛快的傾訴和表達！”作家進而想象，“當年在這個廣場上祈天求地的不可能隻是一個氏族或一個部落。它與女神廟一樣，是許多部落或者是一個王國共同的聚會之所。那祭壇從未閑置過，每天都旋轉著蒼涼的歌舞，飄落著歡樂的淚水，還有無數或圓或碎了的心願。”

    我們一直說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有據可查的曆史隻限定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之前的1000年，即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由於缺乏實物證據一直受到質疑。“更老的老家”終於從地底下走了出來。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報》刊發消息：“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找到新線索,遼西發現五千年前祭壇、女神廟、積石塚群址。考古學界推斷，這一重大發現不僅把中華古史的研究從黃河流域擴大到燕山以北的西遼河流域，而且將中華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文明起源有三個標誌：城市、文字、複雜的禮儀中心。一般來說，具備了其中的兩項，就可以納入文明的範疇。

    這是西方的標準！著名曆史學家張光直不這看。他認為：中國文明起源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特點——西方是以技術和貿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是通過人與神溝通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連續性文明”，“經過巫術進行天地人神的溝通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

    “正如今天的宇航員要進入太空，要有發射基地一樣，牛河梁大遺址群，就是這樣一個祖神升天的重要基地。這個基地不是普通人可以進入的陵園，而是紅山時代領袖級人物才可進入的聖地。”內蒙古赤峰學院教授於建設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從發展機製上看，是由巫師通神靈，由祖神通天神的機製；從結果上看，是由神權誕生王權,由祭祀製度而發育成禮樂製度的成長道路。王是政治領袖,同時又是群巫之首。從紅山時代的巫師到上古時代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集神權和王權於一身的大巫。

    文明起源的新視野打開了人們的思路，專家們在浩瀚的史籍中，發現了中華文明的一脈相承。《呂氏春秋?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用身禱於桑林……剪其發,磨其手,以身為犧牲……雨乃大至。”《尚書?金滕》中也講了一個周公以自己身體作抵押,築壇奉玉祭祖替周武王治病的故事。

    走出典籍，幾大文化區係陸續傳來的新發現，也為文明起源的“中國道路”提供了更多佐證。甘肅秦安大地灣中心出土的“殿堂式”大房子，麵積超過100平方米，“前堂後室”的結構正應了“室有東西廂曰廟”的說法。良渚文化發現的大型人工堆積祭壇，與紅山文化的積石塚遙相呼應,成為後世皇家陵寢被稱為“山陵”的淵源所在。

    “看來，巫文化是中國文化總的源頭。”於建設說，從甲骨文、《周易》、《山海經》到道教，都與巫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是典型的巫文化。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是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分界線，在史前時代，這一地區扮演著什角色？

    在鬆濤陣陣、綠樹掩映、被考古學家譽為“躺在女神懷抱中”的牛河梁工作站，郭先生一遍又一遍摩挲著紅山出土的陶片，想象著自己的手印正與古人的手印重疊在一起，揣摩著紅山女神微笑背後的玄機。

    司馬遷撰《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於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就有了從五帝說起的通例。可是由於缺乏實物證據，史學界一直把五帝時代作為傳說來對待。輝煌的紅山文化時代與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時間恰好吻合，能不能從這段曆史的漫漫黃沙中找到五帝的足跡？

    “發現了不等於認識了，認識的過程可能更艱巨，甚至是痛苦的。”郭先生在遼寧工作近半個世紀，盡管其間也曾換過好幾個單位，還當過省文化廳副廳長，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牛河梁度過的。手捧著尚有油墨香的新著《追尋五帝》，他興奮地說：“目前雖然還不能對五帝時代諸代表人物都作具體確指，然而那正在一頁頁揭開的‘無字地書’，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五帝時代的壯麗畫卷，令人備受鼓舞。”

    黃帝族“遷徙往來無常處”，這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特點；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地址在今河北張家口的桑幹河流域；周武王封黃帝之後裔於薊，也在今燕山南麓長城腳下……從文獻記載到考古發現，都正在逐漸逼近一個事實：五帝前期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動，重心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正因為如此，中國考古學界泰鬥蘇秉琦指出：“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隻有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與之相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