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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羨慕別人看車的模樣，尤其是喜歡看女生開車的樣子。好像韓城跟我說過開車的男生很酷很帥，所以以後找女朋友的時候一定要開車載她去玩。

    他這說是好意，他堅信我一定會考下駕照，堅信我的耳朵總能聽到一點東西，考駕照戴人工耳蝸就是了，之所以我一直沒有這方麵的動作他以為是因為家境貧寒。家境貧寒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母親正是為此離奇失蹤，我對此留下了深深的陰影到現在仍然不可自拔。

    人工耳蝸身邊關心我的人偶爾都會提起，關係一般的我當沒聽見關係好的我就回一句再說吧算是基本禮貌。

    出來的時候正趕上大堵車，金陵城在中國雖然不是一線大城市但是說二線前列或者準一線還是靠譜的，堵車的時候一輛奔馳s和一輛長安麵包的差別應該是最大的，在奔馳s堵車簡直是一種享受。精致的內飾高檔的音響優良的底盤和全車降噪隔音，坐在麵仿佛跟外麵擁堵嘈雜的世界完全隔離自顧自的享受著高雅與舒適。

    我開始幻想自己手握方向盤的樣子，杜小丙的手正扶著方向盤扭過頭看我，前麵擁堵的長度超過幾百米，高德地圖上亮起紅色警報。

    “一會你可以上車感受一下再買，是你的車。”

    我笑了，伸手撓頭，“也對，賣車的不知道我是個聾子且沒駕照，還以為我是扮豬吃老虎的隱形大少呢。”

    杜小丙突然想起一件事，“身份證帶了？”

    我點頭，出門在外身份證當然要帶的，其實我之所以也讚同自己開車北上是因為感覺到了沒車的種種不方便和被調查，有車的感覺是從師母開始然後唐婉感受更深，如果不是唐婉開車上山教授說不定真的就沒命了，在那深山老林叫人叫車等著過去教授還能挺得住？

    自己沒車隻能乘坐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全部實名，那誰想要追查一下足跡太簡單了。說白了有時候等於自投羅網。

    身份證我是不離身的，還有一張學校統一辦的**，我的額度因為有教授的擔保所以是2萬5千元，別人基本上都是2000到5000不等。我還沒有使用過，一次都沒有，但是帶著一張可以隨時透支兩萬多多卡在身上無遺讓我多了一份信心和膽量。

    “奔馳車跟別的車都不同基本上全都是懷擋，就是在方向盤的右下方，這種換擋方式在原來的老別克和雪弗蘭身上都有，使用下來我覺得要比下方檔位更方便更舒適。而且現在的車基本都是自動擋了左腳徹底解放，再加上各種電子安全係統駕駛輔助係統開車就變成了一件極其簡單的事情。”

    “就是奔馳s不太適合我們的年紀，哈哈。”說著說著她自己笑了，笑的四海飛揚笑的青春激昂。反正我喜歡看她這樣的開懷大笑，我們的人生都有極其苦悶的部分，那能笑出來的時候就笑笑沒什不好。

    如果一個人在還是少年青年的時候就一直壓抑著自己的情緒情感那他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快樂，也許會變成一個精神病一個憂鬱症患者。

    於是堵車在奔馳s的時候我們自然而然的聊起了錢先生先生，從錢先生在京大任教開始聊起，我也不知道為什就從這切入，根本沒想什自然而然，可能跟我小時候唯一知道的好大學就隻有京大一所有關係吧。

    即便現在我成了金大曆史係的學霸但是內心深處還是想要去京大讀書，京大的考古學研究生也許可以考考，當然這都是微弱的內心想法。

    當時京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先生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先生、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

    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先生對錢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先生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先生在講課中，也隨時聯係批評胡先生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讚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有一次，讚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先生“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先生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在京大，他與胡先生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京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1937年後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京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先生將曆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與湯用彤、賀麟三人結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京大時期一樣，錢先生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學生之一。30年代，錢先生任教京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先生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

    在錢先生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先生自己史學理論體係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麵批評。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先生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京大複校，錢先生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道”。至此，錢先生告別了京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先生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一職。

    錢先生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曆，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那是一次地理考試，隻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先生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

    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麵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隻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隻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