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和蘇聯（蘇共）的關係因為民國**中東路事件破裂。然而，日本退出國聯後，加快了對中國侵略的步伐，日軍在中國東北、內蒙的行動，引起了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警覺。民國二十三年，共產黨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失利，軍事力量十分弱小。斯大林希望中國能夠阻止和牽製日本對蘇聯的軍事侵略，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國民政府、國民黨，而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基於這個戰略考量，民國二十四年春，蘇聯同南京國民政府恢複了外交關係。當年底，國民政府派陳果夫前往蘇聯首都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民國二十六年正式公布）。

    蔣介石早年在日本士官預備學校留學，加入了同盟會。當時，看到日俄侵華的野心，題詩《述誌》：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赴日留學歸國後，投身民主革命，深得孫中山器重。民國十三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建立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革命軍隊，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至此進入國民黨軍政中樞，崛起於民國政壇，相繼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執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蔣介石熟悉中國曆史，深諳封建帝國“攘外必先安內”之道。從他發動“四一二”政變開始，執著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內”，執著於剿共。蔣介石與日軍有過多次交鋒，屢受其辱，對日本恨之入骨，早已誓雪前恥。然而，他認為民國國力貧弱，遠不具備對日開戰的條件，需要隱忍，積蓄戰力，而中共卻是心腹大患。因此，消除國內隱患成為蔣介石主導的大事。然而，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熱情，一次又一次把蔣介石推上了風口浪尖。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出於對蔣介石不抗日的痛恨，晨光報記者孫鳳鳴準備在蔣介石和與會代表合影時行刺。碰巧蔣介石遲遲不露麵，而同樣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差點成了替死鬼，孫鳳鳴等之不及，一邊高呼“打倒賣國賊”，一連向汪精衛連開三槍。這件事對蔣介石觸動很大，讓他意識到抗日的時間緊迫性，如果再不抗日，將會成為全國民眾的公敵，此後對日態度逐漸強硬。迫於蘇聯提出中國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議，這一年底，蔣介石開始派人秘密與共產黨接觸。但是，國民黨反共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止。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七大”代表團，遞交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首次提出了停止內戰、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經斯大林同意後，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名義正式發表。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重建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將過去“反蔣抗日”的口號改變為“逼蔣抗日”。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張學良東北軍簽署了《抗日救國協定》。十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致蔣介石書》，敦促他立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是，蔣介石對中共方麵的呼籲置之不理，先後於十月上旬、十二月上旬親赴西安督導剿共。在張學良、楊虎城進諫放棄剿共團結抗日失敗後，這就有了十二月十二日的“兵諫”，也就是西安事變。在中共努力下，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派代表與蔣介石見麵，蔣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聯合紅軍及抗戰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並邀請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去南京談判。

    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

    至此，全國民眾都以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然而，事情並沒有如民眾想像那般順利和平解決。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發布《對張楊的訓詞》。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把蔣介石在西安簽訂的六項協議公之於眾，敦促踐行。在這份聲音中指出：“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由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