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姐姐都很懂事，為了我，她們都不念大學，高中讀完就都不讀了。

    我特別記得大姐考上大學後，跟爸爸說不讀了的場景。

    那天，清楚的記得，是八月份，天空很悶熱，吃過晚飯後，村人都搬著凳子，搖著蒲扇到家門口乘涼，勞累了一天，也隻有這個時間是放鬆的時候，一杯水，一支煙，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聊東家說西家，我們小孩就在月光下麵追逐打鬧玩，村不時傳來狗叫聲。這時候，最愛湊熱鬧的是蚊子，嗡嗡嗡的飛來飛去，找準機會就叮咬，吃飽了喝足了，也飛不動了，等待他們的就是巴掌的拍打，一巴掌拍下去，蚊子滿肚子都是血沾在腿上。

    “爸，我不想念大學了。”大姐的想法，讓乘涼的人都大吃一驚。

    “成績那好，怎就不念了？”爸爸不明白大姐的想法。

    “妹妹和弟弟都要上學，我就不上了。”大姐懂事早，這些話，在她腦子已經與自己爭了千百遍了。

    乘涼的村人都在勸姐姐，父母反而成了聽客。

    大姐的決心已定，誰也無法動搖，而父母也確實供我們上學有些費勁，就這樣大姐成了家的勞動力，遠離了大學。

    在家種了兩年地，二十歲的姐姐經人介紹，與鄰村的一人家訂婚了，兩年後，外甥女出生了。姐姐雖然出嫁了，但心還是一直疼著我們的，逢年過節，或者家有什好吃的都會給我們送過來，每次看到姐姐曬得黝黑的皮膚，不到三十的年齡看上去像四十多歲的時候，我的心就陣陣酸疼。

    而二姐，我升高中時她參加了高考，高考成績不是很理想，原本打算再複讀一年，可這樣子，等於一家人就有兩個上高中的，對於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父母來說，是無法承受的家庭之重，快開學了，二姐跟著村的一個親戚去外地打工，在一家牛仔褲工廠做女工，包吃住一千二，每個月都給家打錢，直到我上大學，有一部分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二姐和大姐給的。

    連續幾年，二姐都沒回來過年，每到春節，母親看著別人的孩子回家，總是偷偷的抹眼淚。

    一直到我畢業之前的那年春節二姐回家時拎著大包小包回來，一臉的風霜，我的心疼極了，我發誓，我工作後，要讓我們一家人都過上好日子。

    沒想到，畢業了後，女友和人跑了，找的工作又都半死不活，父親也病倒了。生活，總是那樣殘忍。

    我不知道考進監獄算不算命運轉折點，我不能就這放棄，再難受，我也要忍著，別人都能活，我也能活。當有辭職的想法冒出來，我就提醒自己，我隻是一個農二代，最卑賤的農二代，社會最底層的農二代，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我爸爸還在家受著病痛的煎熬，我要賺錢給他治病。

    就為了一個農村來的夢想，為了擺脫土地，為了改變命運，為了吃上商品糧，為了擁有城市戶口，為了一個遙遠卻又目標清晰的夢。即使我再不喜歡，也要為家人工作。我知道，我的工作不是我一個人的理想追求，更多是家人期待了二十多年的目光。

    這天下班了後，回到宿舍，我看著書，門外有人敲門，不用說，就知道一定是李洋洋。

    我懶洋洋的爬起來開門。

    李洋洋問我道，你還沒睡吧。

    我看她神神秘秘的樣子，問她有什好事發生，是不是有人給她買了好東西進來。

    她說不是，問我想不想去看看女犯人。

    這小女孩，對我挺上心的，這些天看我鬱鬱不樂的，想著法子讓我高興。我馬上說，想啊，可以嗎？不是說違反紀律嗎。

    她說，我和小姐妹們說過了，咱偷偷的進去看看，沒人知道的。

    我高興說好。

    然後換上製服後，兩人去了監獄。

    李洋洋的小姐妹在這個監區值班，還有那個男人樣的女獄警，和她們打過招呼後，李洋洋的小姐妹把我們帶了進去，並且叮囑我，進去後不要出聲音，就像巡查一樣偷偷的轉一圈就出來。

    我點點頭。

    我們進去的時候，監獄已經熄燈，黑乎乎一片。有一些監獄，晚上都是不能關燈的，有長明燈，每個監室都有攝像頭，隨著科學的發展，有了紅外線夜視攝像頭，晚上就再也不用開燈。那句話咋說的，科技以人為本，真特諷刺啊。

    李洋洋的小姐妹帶了手電，照過去，隻見麵一排一排鐵欄杆擋住的牢房。熄燈後，那些犯人都躺下了，麵很靜，手電筒的光照過去，白色的被子蓋著的一個個，跟電視太平間停屍房一樣的嚇人。

    樓上一個手電燈光照下來，問：“是誰？”

    李洋洋小姐妹答道：“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