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鈺是親眼見過大臣們打架打死人的，見於謙和都察院的人過於激動，生怕他們真的動手，到時候牽聯薛韶，便連忙打斷爭吵，擱置此事，延後再議。

      一下朝，皇帝就把薛韶、薛瑄和於謙等內閣大臣叫到小書房，他先安撫了一下因為憤怒而漲紅臉的於謙，然後才虛心問道：“於閣老，刑法改革一事您到底怎想的？”

      於謙理智回籠，垂眸道：“薛侍郎所言的確有些道理，普通百姓受連坐法牽連，但其餘人等所提的減輕刑法不可取，臣看他們才是國賊……”

      其他內閣大臣也紛紛覺得此事不宜操之過急，可以改，但絕對不能像朝上吵的那樣改，甚至，薛韶提議的也並未全部通過。

      不過，對一些罪名的連坐的確可改。

      薛韶早有預料，並不失望，於他來看，隻要有所改變他就高興。

      而且，他也認同於謙等大臣的意見，改革之勢不可過急。

      在原有的法條上做少部分增減，且是減多增少，想要實行不難，難的是宣傳。

      因為要宣傳法條，各地的報紙連著發了好幾天的相關報道。

      薛韶一口氣寫了好幾個經典案例，以新舊法條的判決全部對照寫下，然後拿去報社投稿，拿到了好大一筆稿費。

      喜金喜滋滋地拿回稿費，拿上筆墨紙硯就繼續抄。

      因為薛韶巡視天下的原因，喜金和各地報社都熟悉，他決定把公子的稿子多抄幾份，通過驛站寄信投遞，雖然久一點，但也能賺一筆。

      薛韶看得一愣一愣的，問道：“外地的稿費夠來回的郵遞費嗎？”

      “自然，公子也太小看自己的稿子了，就這一篇，京師這邊的報社報價是八百文，地方報社便宜些，卻也有五百文，小的一次性寄出去十篇稿子就是五兩，二十篇就是十兩，除去郵遞的費用，便還有九兩多。”

      薛韶：“他們為何不直接購買京城的報紙，直接抄錄轉載不就好了？一張報紙就三文錢。”

      喜金張大了嘴巴，半晌才找到自己的聲音：“公子，您可不能把這主意告訴外人，不然我們得少賺多少錢？”

      薛韶搖了搖頭，“你高興便好，不過，不許騙人。”

      喜金滿口應下，他當然不騙人了，那些報社又沒說定稿子隻能給他們一家。

      有些報社倒是也說定了，卻也規定了京畿範圍內獨一家。

      所以出了京畿，誰管得著他？

      他人也很好的好不好，一個地方隻選了一家報紙投稿。

      要知道，現在各地報紙可多了。

      去年年末，朝廷跟草原開戰的時候，工部也改進了造紙的方子，不僅大大降低了書寫紙的成本，還造出了另外兩種草紙。

      這兩種紙偏柔軟，吸水性特別強，工部的大人用了一下，最後覺得質量太差，就一股腦送到工部和戶部做草稿紙。

      六部之中，就這兩個部門廢紙最多，用到許多草稿紙。

      最後質量實在是太差，各位大人用來打草稿都嫌棄，最後拿去如廁了。

      因為此紙多數用稻草和麥草所製，是青灰色，顆粒粗糙卻柔軟吸水，所以被稱為草紙。

      可能是太丟人，工部為了挽回麵子，就改口說這兩種草紙本就是為了做成廁紙，然後公開了一種改進紙的方子。

      所用之物皆為稻草、麥草、樹皮等，隻是比例略有不同。

      在工藝上也有所改進，製出來的紙雖還稍顯粗糙，書寫卻完全沒問題，顏色偏黃，但造價及其便宜。

      這種紙現今被廣泛運用於報紙印刷上。

      因為紙張便宜，墨的價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報紙業蓬勃發展。

      短短半年時間，各地湧出來的報紙數不勝數。

      一些有背景的報紙會轉刊朝廷邸報上的信息，除此外，還有詩詞歌賦、策論、一些朝廷官員的文章言論等，都可見報。

      而自從報紙流行起來，薛韶再要賺錢就更簡單了。

      每每缺錢，他不用再到縣學、府學去找潛在客戶，而是直接給報社寫。

      而且他能寫的還很多。

      下至誌怪小說、中至策論、上至詩詞歌賦，他都能寫。

      雖然一篇文章的價錢沒有找私人的高，但他可以量產，而且節省了尋找客戶的過程。

      他在報紙業有好幾個名號，名號彼此不相通，除了喜金，沒人知道他們是同一個人。

      這就造成，他有一些號特別值錢，比如寫策論和詩詞歌賦的號。

      私底下，有人通過報紙找到喜金，希望能請他寫幾篇文章。

      沒人知道號的背後是薛韶。

      薛韶一聽是報價，他幹這一行也熟，不就是幫人寫一篇文章，署名權歸別人嗎？

      隻要價格合適，他全都應下。

      喜金卻為公子不甘，覺得名氣都讓那些富家公子賺去了。

      所以他寧願多抄些稿子寄到各報社賺稀薄的潤筆費，也不把公子的署名權給出去。

      “我不止一次的在酒樓聽到傳誦的文章，好幾篇都是公子寫的，那些庸才拿著您的文章四處炫耀，您卻什都沒有，”喜金不甘道：“天才之名，合該是您的。”

      “這些名氣有什用？他們不過拿文章應付先生、或是到文會詩會上吹牛，賺到的錢才是實際。”薛韶也不是什題目都接受的。

      他給人寫的文章，多是以學習和炫耀為主，一旦題目有取才的趨勢，他就會拒絕。

      用他的話說是，他的文章可以給買家帶來快樂和自豪，但不能傷害到另外無辜之人。

      所以他給人寫的文章，適合在酒樓、文會、詩會上傳播，也適合給老師教導學生所用，卻一定不適合用在科舉取才上。

      報紙的蓬勃發展帶來文學的發展和思想的活躍。

      治國之人常覺百姓愚鈍，可誘、可糊弄以驅使之。

      但薛韶覺得不是。

      薛家世代從事教育行業，他父親、叔祖皆是教書育人的先生，他們最常說的話就是有教無類。

      叔祖父從不覺得權貴官員之子就更加聰慧，而貧民之子就愚鈍。

      跟著叔祖父和父親長大的薛韶從幼年時期便深切的體會到這一點。

      恩蔭入縣學的縣令、縣尉之子，學識沒有鄉間小地主家的兒子好；

      甚至有些公子少爺的學習能力還不及他們身邊的書童。

      他五六歲時便見過書童蹲在縣學的窗戶外聽課，然後替他們家的少爺寫文章，應付先生的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