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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所以袁紹雖兵多、錢多、糧多，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並非無據。

    劉協被西涼軍爭奪，各州郡牧守都在擁兵自強，斷絕納貢。整個中國的局麵是群雄割據，軍閥混戰。漢獻帝小朝廷，遠遠沒有控製政治局勢的能力，在這危難之際，曹操挾持窮途末路的皇帝，遷都許縣，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圖進而統一中國，起到了穩定東漢朝政局麵的作用。

    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麵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製，強調“唯才是舉”。隻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後下了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製豪強，加強集權。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其根基屬於儒家思想範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另一方麵，曹操重法尚術，嚴刑峻法，史載甚明，這構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側麵。此即“撥亂刑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曹操精於兵法，在統一北方起到了積極作用，黃巾起義之後，東漢解體，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蕭條”的荒涼景象。

    從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曆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並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繼承漢製穩定西域長史府，這就避免如司馬懿破壞遼東民族結構的事情發生，為隋唐西域都護的興盛打下了堅實基礎；趁公孫度逝世的機會攻取東國的中原飛地登萊後，又與公孫康締約“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取公孫氏政權不再參與中原紛爭，名義上是效忠西漢的地方官，實際上割據遼東。曹操曾想留下呂布未必沒有重新奪回並州兵騎的養馬之地河套的想法。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製勝，兵不厭詐。

    在用兵方麵，史稱他“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在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係列戰鬥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戰術，譎敵致勝，轉弱為強。

    在帶兵方麵，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