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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考古文化絕沒有那容易揭開，所有隱藏的秘密對於現代人來說都成了未解之謎。即便是全世界最厲害最有經驗的考古團隊也隻能破解其中極小的一部分，然而我們正是從這極小的一部分知道了曆史的真相和模樣。

    盡管科學上講沒有辦法百分百驗證，但是隻要相對準確率夠高那就足以讓現代人享用不盡，所以考古學中的互相印證十分重要。

    傳世遺物無非是實物與文獻記載，曆史的終極目的是要借助這些遺物複活人類的往昔，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然消失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結構的演變，即“精神領域”方麵。

    因此，19世紀現代曆史學興起以來一個偉大的史學發現就是把無形的思想觀念也納入曆史事實的範疇。觀念演變的曆史本身就是曆史的重要事實，這點對於考古學應有所啟示。過於強調考古學的優勢是為曆史研究提供實物，或堅持認為惟有考古發現才是真實可靠的史實，那就會人為地加大考古學與曆史、考古學與精神研究、考古學與藝術史之間的鴻溝。

    考古學和藝術史天生就是孿生姐妹。它也是一門天然的交叉學科，我國的考古學始祖是宋代的沈括，他將考古學與視覺音樂、幾何學、冶金等融匯一體。歐陽修也是如此，他將金石引入了考古探究。

    民國初年，王國維提倡將地下文物與書麵文獻相互印證的方法。而考古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視覺研究”和“世界藝術研究”的性質。

    考古學與藝術史的界線並非在於前者為後者提供真實可靠的物質材料，而後者在此基礎上進行美學與曆史闡述。其關係並非是潘諾夫斯基曾比喻的“先上車，後買票”的邏輯關係。

    我們進入了全球性的視覺文化時代。圖像，尤其是數碼圖像似乎正在取代文學符號而成為現代人的公共認知和交流工具。

    因此，在學術研究領域，視覺文化研究和世界藝術研究業已成為兩大顯學，它們直接影響到藝術史和考古學的前景。更確切地說，這兩股思潮將藝術史和考古學推向了比以往更中心的學術地位。

    視覺文化研究旨在通過人類創造的一切視覺產品讀解曆史與現實，而世界藝術研究旨在將全人類的“視覺上具有旨趣的物質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讀解。而解析這類視覺產品的密碼與功能，必須依靠考古學和藝術史這兩個學科所提供的理論、方法與工具。

    人類的視覺圖像並非憑空產生，是創造者與特定視覺環境作用的產物。若要分析其物質特性與社會情境，必須理解其功能與視覺作用。

    藝術史與考古學以多種視角揭示了這個創造性和相互作用的過程，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曆史的特定側麵，理解藝術家如何將觀看方式與空間經驗轉譯為有形而具有力量的圖像，而這類圖像反過來又塑造著我們的世界觀，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和質疑我們自身與外部世界。

    藝術史與考古學一向是個“共生學科”。在學術界，雖時常出現“藝術史對抗考古學”的爭辯，或認為前者重古物的審美價值，而後者隻關注其孤立的文物考史價值，但實際上，這兩個學科的產生與發展的曆史足以證明其“共生關係”。

    考古學在古希臘泛指古代史研究。柏拉圖曾以此義運用這個概念。其含義逐漸演化變窄，至17世紀僅指古物古跡研究。在隨後的兩個世紀，在人們心目中，古物古跡通常就指如今所說的“美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