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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基本的氣候原理並不複雜，但是古代的人們肯定不會知道的這清楚，他們先是會恐懼然後敬拜，人類對於自己無法改變和征服的對象從來如此。

    天地大道，大道是神。

    老子的學說一直影響了中華文化幾千年，至今仍然如此長盛不衰，是因為它其中包含著最原始最樸素的科學道理。很多時候科學和玄學一線之隔。

    幹旱和洪水並不矛盾，大量地質資料表明，4000年前的中國整體上呈幹旱態勢，局部地區卻不乏大洪水遺留痕跡。

    譬如重慶金佛洞、湖北神農架山寶洞石筍氧同位素、碳同位素記錄顯示，進入到公元前2300年之後，東亞季風大幅減弱，長江中遊降雨銳減，氣候趨於幹冷。

    同時，對湖北荊門鍾橋遺址、長江下遊良渚文化遺址的沉積物與沉積環境的分析結果表明，進入到公元前2300年之後，以上地區氣候波動很大，洪災頻繁而劇烈，且具有普遍性。

    當然，實際情況比這複雜的多，氣候異常可能引起短時間內的極端旱澇交替發生，1997-1998年強厄爾尼諾-南方濤動事件是距今較近的一個例子。

    拿我國來說，1997年我國北方罹遭大旱，翌年東北地區的鬆花江流域和南方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卻同時爆發特大洪水，受災人口超過2億，死亡逾4千人。

    四千年前的先民可能陷入了相似困境，氣候係統不穩定，幹旱及降溫事件增加。

    《竹書記年》記載了“夏有冰”的異常現象，夏季結冰，反映了某些年份的強烈降溫。

    《淮南子·齊俗訓》則說“禹之時，天下大雨”，大禹在南下擊潰三苗後，其天下應當囊括了長江流域。

    《尚書·禹貢》大禹治水範圍的描寫，譬如彭蠡治水、荊州治水，也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結合上文的分析，氣候振蕩，雨帶南移，南北方普降大雨，正與史料相符。

    降水變率的上升則提高了異常洪水發生概率，根據考古和地質資料統計4000年前的中國洪水概率，雖然顯示南方洪水概率總體高於北方，但洪水概率最高的地區卻在河北，且當時中國南北方均存在洪水現象。

    北方的洪水威脅，可能還與黃河大規模改道有關。某一時期，黃河由東流轉向北流，改道後的黃河下遊河道橫穿河北平原中南部，於天津入海，河水在平原上漫流形成大洪水，這即是《孟子》所說“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水逆行，泛濫於中國”。

    涇河流域的考古考察，也證明4100-4000年前，其時期是龍山文化晚期存在大洪水多發期，有五次特大洪水事件。

    3800年前，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突然衰退，持續幹旱和頻發的洪水前赴後繼，摧垮了農業基礎，農業文化最終被畜牧業文化取代。

    4000年前，山東龍山文化也突然衰沒，取而代之的是反而比較落後的嶽石文化，以及4300年前，內蒙古岱海地區的老虎山文化突然消失，可能均基於同樣的原因。

    長江流域洪水事件證據更充分，湖北荊門的鍾橋遺址在4800-4597、4479-4376、4168-3850年前分別出現過三次大規模古洪水事件。鍾橋遺址隸屬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體係，是三苗集團聚落。

    大禹的南征屠殺，氣候劇變帶來的洪水，共同造成了石家河文化崩潰，長江中遊的文化體係中斷，很遺憾的喪失了獨立進入文明古國時代的機會。

    對比江漢地區，屈家嶺早期、晚期、石家河早期、中期、晚期、夏朝、商朝、周朝古文化遺址數量發現，夏朝遺址是最少的，隻有10處，相比之下，石家河早中晚期分別有64、61、91處，商朝有68處。

    這固然可視作禹征三苗的成果，同時，夏朝10處遺址，海拔均在50米以上，也是唯一在低海拔未發現遺址的時段，或許與該時期水位上漲，以及頻發的洪水不無關係。

    長江下遊，曾經無比煥赫的良渚文化，亦未能挺過此劫，倒在了文明的曙光前夕。

    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間，良渚文化所在的太湖平原氣候劇變，平均溫度較此前升高3℃，年降水量比今天多出200-300毫米，海平麵抬升，頂托了長江入海水流，形成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