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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葛亮的這段南征記，不但給七擒孟獲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同時也給墨家的消亡和去向提供了一條最可靠的線索。這一點才是我們搞學術研究最有價值的發現，也是我們這一趟冒險經曆的最大收獲，現在我們可以順著這條線一直探索下去，一定可以發現更多的秘密，解開更多的謎團，這不僅是我一生的心願，更是為大家重新認識那一段錯綜複雜的曆史，指明了一個方向，這也是我們科研工作者應該做的貢獻。

    以前找不到線索，咱們沒有辦法去探索，去追尋，還情有可願，現在線索就擺在我們的麵前，這是曆史賦予我們的使命，也是蒼天賜給我們的機會，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它，爭取早日讓這一切大白於天下，我希望你們能夠與我一起並肩戰鬥，不管遇到什困難和挫折都不要放棄，共同完成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好嗎？”

    教授說完，用十分期盼的眼神看著他們三個，在他的眼神除了有興奮的表情，更多的是他那堅定不移的目光，和信心十足的神態。他就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糖果一樣興奮，那樣的質樸，那樣的單純。

    看到教授的表情，李子木他們都 不知道怎答複為好，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個勁地點頭，因為在他們的印象中，一向穩重、嚴肅的教授，從來不會表露出與他身份不相符的表情。

    既然墨家的後人在南方地區落地生根，那他們在這一定留下了諸多的痕跡，絕不會隻有這兩處地宮而已，因此我們應該按著孟獲城的這條線索慢慢找下去，一定會有更大的收獲。

    “雖然自秦漢以後，墨家便逐步消亡，史書史料的記栽也是越來越少，但後世的人們在研究墨家的時候發現，墨家雖然在不停地消亡，他們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小，但他一直沒有消失。隻是他們沒有機會再次高調地走向公眾的視野，反而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階層，發揮著自己應有的作用。甚至在幾次華夏民族生死悠關的時刻，都看到了墨家後人的身影，他們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對外抗擊外族的入侵，行俠仗義，置自己的生死於不顧；對內扶困濟弱，救死扶傷，把自己的兼愛灑向神州大地。國家和民族度過危難以後，他們又會迅速地泯然於眾，繼續在一些不起眼的崗位上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他們的行為完全詮釋了‘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高風亮節，他們不去爭名奪利，也不去嘩眾取寵，這樣的行為也充分體現了墨家世代倡導的思想境界，看來墨者的思想境界，確實不是一般人能夠修練達到的。”

    “因此，我們更加有責任和義務去發掘這一段曆史，去宣揚他們的精神與豐功偉績。在封建社會那個君權至上的時代，墨家的思想肯定不受人待見，他們的很多主張與當時的主流思想相背，甚至與君權、皇權產生了衝突，所以墨家思想才會受到多方的打壓，從而漸漸失去了生存的空間。但這並不能證明他們的思想是落後的，或者說是非科學、非人道的，相反，他們的思想和主張是十分先進的，十分前衛的，而且非常符合科學，非常符合人倫道德，非常有利於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隻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顯得太過於超前，所以不能被當時的社會接受。就像在新中國初期，也有一部分有遠見卓識的領導提出經濟發展的方案‘三大包幹，五大自由’，‘科學發展觀’等理論時，不但不受待見，相反提出這樣方案的人還受到了某些特權階級的衝擊和批鬥，提出這些方案的人，甚至還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後，我們又不得不順應時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當年那些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提出的發展思路上，可是，又有誰還能記得當年這些領導，他們為了國家的早日強盛發展，為了民族的早日富強複興，為了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他們舍生忘死，仗義執言，從而含冤九泉呢？”

    所以說曆史上的很多政治主張，發展方略，並沒有絕對的正確與錯誤，一切要看提出的時機和曆史的機遇。正如古人所說“時運不濟，命運多舛。李廣難封，馮唐易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取得成功，要天時、地利、人和俱齊才有可能，否則你提出的主張或建議往往會成為套在你脖子上的繩索，甚至會成為你催命的判符。

    “對了，我說了這多，你們究竟知不知道墨家的政治主張啊！”教授好像是在詢問大家，又好像是在考核大家，但更多的肯定是在啟發大家，希望大家能從他的這段話中去更多地了解墨家，自發地去學習相關知識，從而為他們今後的探索研究積累一些基礎知識。

    “上次龍蒼溝回來以後，你叫我們多關心一下這方麵的知識，所以我當時重點看了一些，再加上剛才在巨子塔麵看到的那些文字和圖案，可能知曉一點這方麵的知識，但不知道對不對”。李子木忐忑地說道。

    “沒事，大膽地說，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沒有人會笑話你的”，教授一邊說一邊給了李子木一個鼓勵的眼神，仿佛在說“我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那我就拋磚引玉，湊合著說說我自己一點膚淺的看法了哦！他們最重要的主張好像有以下十條：